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如何推进?

[发布日期] 2019-04-29     [来源] 新华信用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2019中国信用4.16高峰论坛”27日至28日在北京顺利召开。这是该论坛自2005年设立以来的第15届论坛,与会专家围绕推进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进行了讨论,新华社记者进行了采访。

    “信用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中国的信用体系建设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发展提出来的一个新的历史性的命题。”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表示,它具有结构性、制度性、基础性的特点,需要花大力气深入研究、积极探索,因为这是一个影响市场经济发展质量的根本性问题,是建设中国现代经济体系、开放经济体系和高质量经济体系的重要的支撑。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董事、副总裁匡乐成表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社会治理的最佳工具,是助推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匹配的市场环境和新型监管的需求更加迫切,信用理应有所作为,也必须有所作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和信用建设司副司长张春表示。 

      张春介绍说,过去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作为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双牵头部门之一,积极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的协调作用,大力促进信用信息共建共享,提高监管效能,有力维护经济社会秩序,纠正了一大批失信行为,拓展了一系列信用创新应用,在多个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信用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提升;二是信用服务市场加快培育壮大;三是信用法规制度建设有力推进;四是诚信文化宣传教育深入人心。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用监管司司长常宇表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积极落实“宽进严管”要求,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树立“公示即监管”“共享即监管”的理念,积极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努力做到以“管”促“放”,为经济增长提质增效提供良好的信用环境保障。

     “尽管2018年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持续推进,成效不断显现,当前我国信用工作仍存在边界模糊、信用内涵理解模糊、政府和市场边界模糊等问题。”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主任章政教授说。

     “信用信用,根本的生命力在用,我们建设了完备的信用基础设施,归集了大量的信用信息,如果不能将其应用,那么它的持续性要打一个问号。”张春介绍说,目前“信用+”正在成为支撑更多领域高质量发展的新支柱,至少体现在“信用+治理”、“信用+监管”、“信用+普惠金融”、“信用+民生”等几个方面。

      常宇表示,面对日益复杂而艰巨的市场监管任务,下一步要紧紧围绕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总体目标,立足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新要求,立足市场监管机构改革和职能调整的大背景,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已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目前,社会各界对社会信用立法的需求非常强烈,而我们的立法还滞后于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需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民商经济法室主任王伟教授说,由于欠缺信用建设基本法,导致信用建设缺乏法律价值方面的引领,在当前的信用实践和信用监管活动的过程中,大家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信用立法的有效供给不足。

      王伟表示,目前社会信用法立法条件已基本成熟,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外部法律环境已经基本成熟;其次,社会信用立法体系正在形成;第三,随着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包括信用信息的采集、公示、共享,联合惩戒机制,信息技术支撑等社会信用实践更加丰富,信用立法的社会基础更加扎实。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万存知表示,当前社会信用立法研究中,应该重点加强信用破产法的研究和制订出台工作。

    “无论是谁还不起债可以申请破产保护,但是不能赖帐。信用破产以后虽然不用再还债,但是也不可能再借债,除了维持基本的生计费用以后,申请破产保护者的任何活动都将受到严格的法律限制。”万存知说,地方政府可以申请信用破产保护,企业可以申请信用破产保护,个人也可以申请信用破产保护。信用破产与否应该由法院判定。在信用破产法下,一些盲目的金融行为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因为任何放贷人应该承受在信用破产下,债权可依法撤销的风险。这样在信用社会体系下,建立信用惩戒才有法制基础,防范风险才有内生机制,同时有利于根本防范金融风险转化为社会风险和政治风险。